“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”张彦明对仙媛说:“比如你在上学,你们班上有一个残疾同学,不能走路。
你感觉她很可怜,就想帮助她。
但是你怎么帮助她呢?她不缺东西,也不缺钱,就是不能走路。
于是你决定背着她。一次,两次,你能背多少次?一天,两天,你能坚持多少天?
如果你一直坚持到毕业,那你就是在做好事,做善事,如果你只做了几次就坚持不下去了,那就是对这位同学最大的伤害,明白吗?
就反而不如不做,不如就把她当成普通同学一样做朋友。
可怜,其实未尝不是一种歧视,最大的善心是看不到她的残疾,能和她像正常人一样做朋友来往,而不是可怜她。
这事儿不我编的,我哥初中的时候,他们班上的事儿。他班另一个同学就背了这个同学三年,风雨不误。”
仙媛低下头思考起来,孙红叶说:“其实不管出于什么心理,我觉得这事儿能做,就是不能常做,偶尔一次两次也挺好的。
有目的慈善一样是慈善,不管怎么说他做了好事,有人得到了帮助这是事实。”
“我没说不行,我是说我们不行。我们不能做也不要去参与,可以指导或者引导他们自己去做,或者提供一些相关资料。”
“为什么?”仙媛问。
“我们是私募基金,资金来源是自己的公司盈利,不能和外部的一切人财物发生任何关系,转手也不行,参与转手也不行,会让人抓小辫子,会影响我们的正常操作。”
“这些人真可恶,他们自己不做还不让别人做。”
“可不能这么说,很多事他们能做我们不能说,人家是单位,有公章的,人家的条文规定是可以比同或者超越法I律的。”
“为什么呀?”
“我们的特色嘛,制度的优越性。”
“别什么都乱说。”孙红叶拍了张彦明一巴掌。这个家伙上来劲儿什么都敢说,也是头疼。
“你看,”张彦明对仙媛说:“这就是一个能做不能说的例子,说了就是我不对。我们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不接受任何批评指责,因为你会带坏风气。”
“那这事儿到底做不做呀?我怎么回复?”
“我该说的都说了,你自己考虑吧。”张彦明随意的应付了一句。这事儿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事儿,想办就办,不想办就不办,无所谓。
“你可以给们提供些信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,至于怎么做让他们自己想,需要咱们帮忙的时候再说呗。”孙红叶给仙媛指招儿。
“真是的,真是吃饱了撑的,做点好事儿弄的倒像做贼似的,他们干不好还不许别人干。”仙媛急恼的嘟囔了一句,心里对某些组织充满了不愤和不屑。
“到是也不能这么说。”张彦明说:“事情还是做了不少的,你不能就这么冤枉人家。只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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