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祸一直饱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质疑。然而,人类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的,在党锢之祸后期便出现了许多以隐居之名,沽名钓誉的小人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价他们为“饰伪以邀誉,钓奇以惊俗”。因此,不得不说,两次党锢之禁敲断了许多东汉士人的脊梁,“名”、“节”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。
因此,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,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,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,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,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,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,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。当然,在长远来看,激发民族意识,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、骄傲与责任心,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,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。
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,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,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。其中最大的差异,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。
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,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“同胞”,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,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、文化、语言或新创的政体。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,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,亦即所谓的忠君,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“爱民”,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。
孟子所谓民贵君轻,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,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,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。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,便不得不通过“天能干预人事,预示灾祥,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”这种蒙昧而带有迷信色彩的说辞,通过上天来巩固天子地位的同时,也通过上天来限制天子无限的权力。因此,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,虽然为国家大一统和天子独揽大权的理论提供了依据,在某种程度上却又限制了天子的无上权力,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权开了一个口子。
可以说,董仲舒这种深据“买一赠一”特点理论的提出,既为汉武帝时期提高国家凝聚力,全力以赴进行对外战争,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;又使得儒家自此成为汉朝的一门显学,更为东汉朝士人团体反对外戚、宦官专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在党锢之祸中,士人阶层大致代表了社会良心,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积极力量。郭斌的打算是,借助并扶持这股积极力量,使得其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在党锢之祸中便将尊严丧失殆尽,最终在五胡乱华中被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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