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即便是一时权倾朝野,只手遮天,可毕竟只是天子近臣,其地位与权势并非出自其职位,而是来自天子的恩宠。外朝的诸如丞相、或者太尉,若是要罢免,总要有三辞三让的虚头,这是重臣的体面,亦是作给天下士人看的。而近臣的升任或罢免,则是大致出乎天子的喜好了,谁也不会为了一个宦官违拗天子的意思。
若有人非得说是十常侍蒙蔽圣听,导致天下失序,那只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没带脑子,大扯其淡;另一种是与宦官有仇,欲致其余死地而后快。
天下大旱,几百万贫民饥寒交迫,流离失所,嗷嗷待哺。这是多大的事情?陈胜吴广之事殷鉴犹在,这件事大到足以动摇大汉的根基!岂是几个宦官能担待得起的?又岂是这十常侍敢担当的事?十常侍失心疯了?非要上赶着掺和这种事情?而天下的官员谁又会天真地认为这么大的事儿,是几个提不上台面的宦官的人头能平息得了的?
十常侍这是给天子背锅呢!因此,除了天子,谁也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!所谓十常侍蒙蔽圣聪的话,只有官场之外,对朝政捕风捉影,对高层政治雾里看花的士人或吏员相信,但凡有点政治敏感性的官员,心里都清楚得很呢。
因此,对于现在天下大旱的事情,绝对是当今天子提都不能提的逆鳞。因为这事儿与莫测的“天道”相关,甚至关系到天子执政的合法性。
说到这里,便不得不提一下“天人感应”的学说了。
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,散见于先秦古籍之中。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,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,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。
孔子作《春秋》,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,并强调“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”
墨子曰:“爱人利人者,天必福之,恶人贼人者,天必祸之。”创造了“天罚”的理念。
战国后期,阴阳家邹衍“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”,创出“五德始终”的学说,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。
直到汉武帝时,董仲舒揉和了孔子、墨子、以及阴阳家邹衍的理论,最终创出了较为完备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。
他认为,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,为大一统时期的天子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另外,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,他认为:“天和人同类相通,相互感应,天能干预人事,人亦能感应上天。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,不仁不义,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;如果政通人和,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。”
董仲舒可谓是用心良苦,为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做背书,获得了天子的支持,却又提出了天人感应,天子的失德之处会通过上天的灾异体现出来,为制约皇权留下了一扇窗户。
只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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